年关将至。

比较过去三年春运期间的百度迁徙指数可见，返程高峰的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回升，向年靠拢。据交通部数据[1]，春运第1天（1月7日），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6万人次，比年同期增长38.9%。

“新十条”实施后的第一个春节，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松绑，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势不可挡。

多位专家做出提示：元旦之后到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将主要影响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春运期间城市和农村人口流动将极大影响疫情走向。

在第一轮感染高峰中，农村地区药物的紧缺问题暴露无疑。据社科院统计，我国农村全体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达20.04%，[2]老人作为新冠疫情中的高危重点人群，缺药甚至无药可用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老人，农村。每一个标签，都意味着多一重匮乏和被边缘的可能。而标签之下，二者内部也有着巨大的异质性——近五亿人口规模的农村，村村不同，人人各异，“缺药”这一相同的遭遇，或可切开一道截面，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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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从何处来

在首先迎接高峰的城市，人们切换着多个平台抢购紧俏药品，甚至出现了异地抢占县城退烧药的“攻略”。

当许多城市逐渐度过感染高峰后，农村的药物紧缺问题才在公共视野中逐渐清晰——即便疫情已经比预计更早地冲击至此。

对腾讯“抗击新冠疫情公益互助”小程序中条定位农村、带有“老人”标签的求助信息进行分析发现，药品中，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这两种解热镇痛的非处方药需求最为旺盛，分别在条和条求助中被提及。

对更容易出现重症、反应较为迟钝的老人而言，确诊与监测的需求同样迫切。求助中，有位老人提到需要抗原，其次是体温计（次）与血氧仪（81次）。“老人家在乡下好像得新冠了，不肯吃药需要抗原检测”“家里中风老人有疑似阳的症状，想给她测一下抗原”……感官迟钝、不会表达、缺乏对疾病的认知等，都是求助者们急需抗原的原因。

安徽省重症医学科医师沈亚伟提示，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多，器官功能储备差，新冠病毒感染可能作为诱因也可能作为致病主因导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3]。如果利用抗原和身体监测仪器实现早发现早干预，能够及时避免新冠感染带来的重症风险。

但这些在城市也供不应求的物资，在农村更是奢侈品。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安陵镇的医生王宇告诉我们：抗原买不到了，医院不提供核酸了，“只要有这个症状，不管测不测，都是这个病，很少有不是的，都按照这个病去治。”

疫情的快速传播迅速抬高了农村地区的药物需求。王宇说，虽然村镇信息相对闭塞，但经过三年防疫的洗礼，“大家普遍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老人不爱吃药的情况不多”。

农村的老人们能吃上药，乡村医师（以下简称乡医）是重要的节点。对农村老人们来说，乡医和卫生室意味着熟悉、方便、实惠。在激增的感染人数面前，乡医们用有限的药品艰难地调试着平衡。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红泉村的乡医李川告诉我们，因为西药的储备不充足，他只能搭配使用中西药。“一般给病人开退烧镇痛的药之后，再开三五副中药，基本上都能退烧。”但中药现在也并不富余，“买一两百包还要专门请朋友想办法，但这一两百包有时候一两天就用完了。”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某村卫生室的张医生说，他最多给前来就诊的新冠感染者开两天的药，如果症状比较轻，就开一天的药。“人太多，而药物是不够的。”他感叹道。药也开不全，“像蒲地蓝、连花清瘟这种药物，医院才有”。

张医生所说的“上级”，即我国县、乡（镇）、村三级诊疗网络中的乡镇一级。

我国农村医疗机构包括县和县级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从数量上看，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医疗机构中扮演中坚作用，占城乡医疗机构总数的80%；村卫生室则是更小的单位，据卫健委数据，截至年末，平均一个乡镇卫生院对应着17个村卫生室。

更小的诊疗单位无疑更灵活、便近，但体量越小，也意味着权限越小。

以王宇医生所在的镇卫生院为例，从年11月开始，20%-30%的药品由国家统一定量采购，剩下的则由镇卫生院从国家网采平台登记的药厂自主采买。村卫生室如果有药品购置计划，则需报给卫生院进行统一网采，乡医拿药需要“去上级”。

在私人经营、国家监管的村卫生室，乡医们也会通过个人渠道去药厂或网购补充药品。但突如其来的感染高峰，让两条渠道都面临着失灵：

“如果老人有发热，就会开个布洛芬或者安乃近，但现在退烧药很难搞，布洛芬我们都是高价买回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配送，现在是镇里面也没有，村里面也没有。”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没有货的问题。”李川坦言，他不可能去售高价药给他的“顾客”——那些为了方便和便宜在村里治病的老人们。

山东的张医生自负盈亏地经营着一家集体所有的村卫生室。在疫情的高峰期，平时下单一两天就能到的药，他足足等了7天：“那段时间药品物流很慢，可能因为医药公司的人也阳了，公司就索性（暂时）关门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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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之外，“底子”如何？

对于很多农村的基层医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直面新冠。

“我们在放开前，一个阳性患者都没有（接诊）过。”李川说。

“新十条”发布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才被允许接诊发热、干咳、乏力等“十大症状”患者，过去严格管理的“四类药品”（退热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也可以开了。

但政策的突然转向，让基层的压力陡升，乡医们猝不及防。李川说：“之前根本买不到抗原，我们也没有囤治疗发热咳嗽的西药。”

王宇也提到，之前四类药只能“偷偷卖”，谁也没想到放开后一下子有“这么大的需求”。此外，医院必备设备，而且没机会接触到新冠的实际病例，医院也没有准备血氧仪。“医院公家不买，大夫不可能个人花钱买家庭版血氧仪给病人测血氧，没人干出力不讨好的活。”

事实上，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长期存在。“基础设施在出故障之前，人们通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4]作为基础设施的医疗网络，在直面冲击时显露出脆弱的一面。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作为附近老人们重要的健康和精神寄托，其数量自年至年也正逐年递减。王宇说，“名义上，镇下辖的38个村庄都有村卫生室，但是七、八个村庄实际上没有，这些村的老人们只能到隔壁村看病。”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到最近医疗点的的距离和时间都更长。

在城市，到最近医疗点不足1千米的居民占62.5%，而农村仅有53.1%。有5.6%的农村居民距最近医疗点5千米以上，而这在城市居民中只占1.6%。分级诊疗让医疗网络进一步拓展到广袤的农村腹地，但老人们的“就近”和“方便”，只是相对于进城看病而言，便利性依旧不及城市居民。

乡镇卫生院的条件也较为有限。以床位为例，据《年鉴》统计，我国50%的乡镇卫生院拥有床位数不到30张。年，城市平均每千人对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7.47，农村为6.01。西藏地区差额最大，城市平均每千人比农村多7.34张床位。只有重庆、广东二地出现了逆差。

人手不足是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能看病的人不多，看内科的医生就一个人，只有他能看新冠这个病，”王宇说，“镇医院目前的上班时间是8:30-11:30，13:30-17:00，按道理说有必要延长上班时间，但是医生几乎都阳了，没法换人上班。”

“现在村里医生越来越少了，待遇低，年轻人谁愿意一辈子待在村里呢？”王宇说。

李川所在的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红泉村户籍人口约户、人，65岁以上的老人有多人。包括他在内，村里的卫生室仅有两名医务人员。李川是当地人，另一位医生则是下派驻村。

据《年鉴》，年，湖南省城市每一千人对应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1.16，而在乡村，这一数据为6.21——城乡差异为4.95。全国范围来看，各省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均大于农村，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为6.27，15个地区在平均线之下（注：因北京、上海、天津没有县级及以下行政单位，所以未列入年鉴统计）。

“我现在（工作）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有时候半夜还要看诊。农村没有像城市里的固定工作时间，如果有人来就要看诊，不然村里的人会有意见。”李川说，“现在每天大概接待十多个患者，之前比较严重的时候是二三十个。”年，湖南省乡镇卫生院医师的人均每日接诊的人次为6.9人，显然，李川目前的工作量已经远高于这一水平。

聊城冠县，张医生所在的卫生室只有他一位工作人员，包揽看病、开药、打针、输液等所有业务。乡医的职称需要自考，张医生是大内主任医师，“我们冠县，卫生室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人，但有我这个中级职称的不超过5人。”

3

隆冬过峰，老人们准备好了吗？

除了身体的照护，农村的老人们同样急需的是认知上的帮助。

“新冠，在老去的农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老人们不觉得是新冠，或干脆不太清楚，事实上，把它理解为感冒，在心理和经验上，是一种更安全的选择。或许也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新京报记者在探访疫情下的乡村老人后感慨。[5]

从新冠病毒的流行开始，人们也随着疫情的走势、政策的变化，亦步亦趋地学习着大量生词、名词。当所有人都需要与病毒正面相对，信息获取更是成为了自保自救的必须。对年轻人来说，及时分辨专业的医学知识并做出正确的防治，尚且不是易事，对老人们而言，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有什么风险……都是陌生的经验。

是否接入互联网，在老人中形成一道分野。从事驻村工作的文康告诉我们，“村里的老人更多还是通过症状来判断自己是不是阳了，对新冠的了解肯定不是很深入。更多是靠村民自己刷抖音快手、腾讯新闻等来了解。”

志愿者丹丹说：“我奶奶会用手机刷抖音，所以对新冠有一定了解，但村里没有手机的老人完全不知道该吃什么药。”

接入互联网已经是一种幸运。截至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62亿。从地区看，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41.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5.9个百分点。从年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41.6%，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2.5个百分点。二者交叉处，是大批置身信息孤岛的农村老人。

家人、邻里等“初级群体”的支持，是老年群体克服心理障碍和物质局限、接入互联网的关键动力[6]。年轻人主动向老年人靠近，是缩小“银色数字鸿沟”最有效的方式。

但乡村正在逐渐空心和老去。根据社科院年的调查，我国约有49.2%的农村家庭将外出务工作为唯一的从业方式（另有3.6%的家庭有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为生），且外出者往往是子代。年轻人们的离开，让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机会更少了。

志愿者毛敏告诉我们，老人们往往很“心大”，“七八十岁的人那更淡定了。我外公阳了后，身体有些不舒服，就狂喝感冒灵。”她所在的村庄，“年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对这个病的认知肯定没有城里人和年轻人那么清晰。”

文康说，在宣教疫情相关内容时，村委考虑到老人们的信息获取能力，一般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