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的北京，正是盛夏之初。

飞舞了一整个春天的花絮终于渐渐落定，斗艳了囫囵个三月的春花开始漫漫凋谢，热闹非凡的春光已渐渐地逝去。

春华易逝，正如美好的昙花般圣洁难留，正如飘然而去的青春般稍纵即失，正如英年早逝的生命般令人哀伤叹惋。

然而，纵然逝去，有的人，却依然光鲜的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并将深深烙刻在时代的丰碑上。

他们是时代的娇子、国家的脊梁、家人的骄傲！

是的，我有资格骄傲，因为我的大家庭中正是培养出了一位令全国人民动心、感动的英雄。

尽管，她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那她的事迹却仍旧被世人敬仰、歌颂、怀念，仿佛烙在了心里一般，挥之不去。

她就是我的二姐，王晶。

年的6月19日，二姐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停放了16年后，终于正式下葬。

而随着二姐的下葬，16年前，那场夺去了包括二姐在内的无数生命、席卷全球的恐怖天灾，赫然又浮现于脑海。

痛苦的记忆再次翻涌而出，思绪不由自主的又回到了挥之不去，又令人生畏的年。

二姐

二姐是我的表姐，大名叫王晶，是二舅的次女，生前是医院急诊科的护士。

记忆中我与二姐的交集并不多，因为年龄相差了有10几岁，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二姐就已经从护校毕业参加工作了。

但是二姐和母亲的关系很好，因为母亲说二姐小时候，母亲还未出嫁，作为姨妈，母亲经常背着二姐出去玩，所以对二姐很是疼爱。另外，二姐虽然是侄女但是长得和母亲却很相似，两人的一张合影经常被说成是母女。

作为二舅家的次女，二姐也是二舅最疼爱的女儿，因为二姐从小就又能干又懂事，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在班里拔尖，读高中的话上大学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学毕业时二姐为了今后可以更好的照顾父母和身体不好的弟弟，毅然选择了去读护校。这事让学校的老师上家里跑了好几趟做思想工作，可是最终二姐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年6月，二姐从北京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时，二姐被分配进了医院，这座具有80多医院。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医院，还转了户口，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小的大喜事，不亚于考上大学。

因为成绩优秀，她本可以去化验科或者其他科室报道，但是生性要强的二姐，却主动和导师报名要到工作最为繁重的急诊科工作，这样其他人都很不解，但是家人都理解她的脾气，因此对于她的选择也给与百分百的支持。

在急诊科的十余年工作中，二姐有多次转换科室的机会，但是二姐都让给了一直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任劳任怨，因表现突出曾先后获得年度和医院临床护师奖、医院最佳护士小姐称号。

年为了让自己的业务进一步提升，二姐怀着身孕，充分利用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并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以极为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夜大学护理专业深造并在毕业医院急诊科的护理教学工作。

在教学工作中，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真负责，不断地探索、应用急诊护理临床教学的新模式，受到了师生的高度赞扬。

年，二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我是党员，我来吧。”成为了她忘我工作的口头禅。

二姐也由此成为了家里，包括母亲对外炫耀的谈资，成为了村里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获评先进后光荣入党，而后喜结良缘生子为母，在我还在读书的年纪，二姐已成功踏出了人生一个个的重要轨迹。

如果没有年的那场非典，二姐以及家人，一定会过的非常安稳，幸福。

非典

年的春天，读大四的我已经即将毕业，正在中关村附近的一家杂志社实习。

那个春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了，3月初的一场红沙漫天的沙尘暴似乎在昭示着这个即将来临的春天，将是多么得恐怖与血腥。

直接的，当时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正在跟随团队去做一个全国校园行的校招活动，从西安，到了成都之后，本来要继续去广州，却被报社的领导中途拦住了，改道去了南京，而南京站结束后，竟然后续的行程都取消了，社领导要我们全部紧急回京，并且破天荒的让我们一行人员全部乘飞机回京，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因此印象极为深刻。

在飞机上和同事聊天，才知道，这么突然地要回去，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而名字很奇怪，叫“非典”。

回京后，报社让我们全都在家待命。当时我还觉得真是很不错，可以在家办公，熟不知，自己实际是已经被报社隔离了。

后来，新闻渐渐开始热闹起来。

“非典”成为了北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但是人们都觉得，那是南方的一种病，离北京，离我们都还很遥远，很遥远。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北京很安全，并不是疫区。因此这种刻意的疏忽或漠视，不仅给疫情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更可能因此夺去了很多年宝贵的生命。

急诊

年3月15日，医院急诊科突然收治了一名患者。该名李姓患者已经年过70岁，是不久前刚刚从从香港探亲回来。回京后不久就开始高烧不退，并伴有咳嗽、胸闷等症状。家人于是赶紧带医院就诊。

当时对于该患者的病情，医院并不清楚当时SARS病症的症状和病情，只是按照肺炎救治，因此在医院都没有进行及时的隔离和防护，造成了病毒的大量扩散和传播。而这位患者，恰恰是北京最早的一名非典患者，不久后便离世了。

谁也不会想到，此时，北京的被感染者已经在逐步扩散，疫情已经极度危险。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非典”初期，医院以及居民并没有对疫情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收治的非典患者均按照普通肺炎进行了救助处理，并没有任何隔离措施，而医院也没有要求医护人员采取强制防护措施，医院反而成了最危险的疫区。

随着“肺炎患者”的不断增加，医院终于开始意识到了严重性，并不得不进行过了上报，这才逐渐引起了重视。

那段时间里，二姐因为已经有了孩子，晚上需要照顾家人，所以在急诊科开始负责临床护理教学任务，已经不再值夜班。但是随着急诊科病患的加剧，以及北京“非典”疫情的加剧，急诊科的护士长也终于感到了压力，她第一时间想起了二姐，并给二姐打了电话求援。

接到电话，正在培训的二姐没有任何的迟疑：“您放心吧，我是党员，没什么说的，今晚就过去。”

放下电话，二姐迅速地赶回了家，她知道，护士长找她肯定是出了大事，医院确实没了人手，失态已经很严重，医院的骨干员工又是党员，必须冲在前面。

到了家，孩子的奶奶见她忙忙叨叨的回来就开始收拾衣服，着急的问怎么了，二姐顾不上说太细，简单地回答说单位缺人手，自己要去值班几天，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孩子暂时顾不上了，就交给您了。说完医院。而这竟是她和家人见的最后一面。

回到急诊科，目睹了急诊科人满为患的实际情况后，二姐才知道事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并且收治的“非典”病人，并没有进行完全的隔离，只是简单地划分了一个区域，进行集中救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传染病”，很多年轻的护士虽然没有说，但是看得出心里已经有些些胆怯了。作为已经进行多年教学工作的二姐，自然心知肚明。

年轻的护士，刚毕业不久，临床经验都还不足，甚至都还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让他们一下子就去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危病症”，搁谁都会心生胆怯。

可是，临时进行培训和心理辅导都无济于事，这是事关生死的事情，谁也强迫不得。

时间紧迫，生死攸关。但二姐，还是在没有和家人商议的情况下，医院领导要求，主动进入了“非典”前线工作。

前线

进入“非典”病区后，她又恢复到了当初奋战在一线的状态。从此，二姐的身影不辍昼夜的奔走在各个病房，不断地帮助其他同事为病人输液、调整呼吸机、清理分泌物、做生活护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她忙碌的身影。

4月5日，医院再次接诊了一名女性老年患者。该患者持续高热、呼吸困难的症状与非典高度相似，医院的第一位确诊的“非典疑似病例”。

接诊后，由于是院里首例“非典”，大家都有些慌乱。二姐当时正在急诊科，她接到信息后，没有丝毫的迟疑，她说：“我是党员，这个病人由我来护理吧！”，说完抢着冲上前去给这位病人上了呼吸机。

此时，她已经在急诊科“非典”病区连续工作了10多天，而这10多天里，从她进入病房到最后去世，二姐就再没有与丈夫和孩子见上一面……

此时的二姐和其他的同事一道，完全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工作，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时间，谁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者坐在椅子上休息，可是一听到呼唤铃，却又马上像一根弹簧一样，冲了出去。

在过度的疲劳，高强度的工作和没有特殊防护的环境中，病毒俨然成为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恶魔，将魔爪伸向了这些白衣天使，而与患者密切接触的二姐，更是成为了病毒最先侵害的对象。

4月5日到4月17日，急诊科接收了多名非典患者，仅二姐护理过的病人就达到了十分之一。

直到倒下的前一天，二姐还坚持值守在夜班的岗位上。

感染

年4月17日晚，二姐继续在值夜班，按照习惯她会给情绪急躁的病人进行心理安慰。可是当天她的脸色非常难看，刚刚给患者输完液的二姐，起身后突然觉得自己头有些头疼，但是并没有在意，而是冷静的回到操作区，拿了一个体温计给自己量了体温。

当拿出体温计，看着水银上清晰地度数时，二姐的眉头轻轻地皱了一下。

她轻叹了一声，然后对身边的一名同事说：“我发烧了，你替我一会吧。”

同事听后，过来要她回去休息。可是二姐却拦住说：“没事！你去忙吧，我歇会就好。”

可是，病魔无情。发烧后，二姐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开始咳嗽，呼吸不畅，不得不大夫赶过来给她输液，不久即被确诊为“非典”，并安排进了“非典”病房就诊。

虽然病了，但是二姐并没有倒下，依然惦记着工作。确诊初期，她虽然自己的病情已经极其危重，却在神志尚且清醒时依然尽力分担着护士们的工作。

在非典病房里，她既是病人又是护士。看到身边的病人出现恐惧、忧郁，同样虚弱的二姐便强打起精神，用言语和行动鼓励病友树立信心；看到护士们戴着严密的防护镜操作不便，呼吸困难的二姐主动去为病友、甚至自己扎针输液。

由于身体已经浮肿，护士在采血时总是扎不到静脉，二姐就用自己的胳膊做现场教学，一边自己采血，一边给护士讲解。

几天以后，二姐的病情急转直下，已经不能再完整的说话了。

为了救治二姐，医院也专门成立了特别医护小组，为抢救二姐的生命提供了技术、物质和器械的全力支持。

此时，二姐仍然非常坚强和乐观，不时的用手指比出胜利的手势，对医护人员进行鼓励。

同时，她已经不能再和家人通电话了，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手机短信。

在极其危重的时刻，手机成为了她和爱人唯一的纽带，两人互相安慰、鼓励、期盼着战胜病魔后重逢的那一刻。当时年仅8岁的孩子成为了二姐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寄托。

我也是在这期间才从家人那里得知二姐患病的消息，并给二姐拨打了电话，但是电话被挂掉了，我当时以为二姐是在忙这工作，可是很快，二姐就给我回了短信：

现在不要出去，这病很严重

我哪里知道，这是二姐用自己的生命在对我进行最后的告诫。

4月29日，医院继续治疗。

当天，二姐给孩子佟艺发去一条短信：

窗外的花开了，今天阳光真好，我要快点好，回家把你找，你可不能跑。我肺活量小接到短信的佟艺当时还在学校上课，她对妈妈的病情还不知情。

当时，年仅7岁的佟艺天真地相信妈妈对她说的：妈妈得了重感冒，暂时还不能回家。

可是在发出那个短信后不到一个星期，二姐的病情更加恶化。

此时，二姐的事迹她的病也牵动了北京市、北京大学和医学部领导的心，他们多次组织本市及外地专家会诊，医院、医院、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全力投入抢救工作。并在治疗期期间，使用“非典第一药”——西维来司钠进行了临床救治。

离世

因为病情严重，二姐在住院后的30多天里，已经无法进食，没吃一口东西。

中央台的一个记录片，保留了当时二姐患病后的一段视频。

每次看到这一段画面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心酸。视频中，二姐在已经一个月滴水不进的情况下，手里仍然在给佟艺发短信。

画面里的医生不停地劝阻着：你不要，我跟你说王晶，你放下，你放下，我跟你说王晶，你要这样子，我跟你说没法，你好不容易攒点力气，你就这样消耗，就这样白白消耗了。

可是二姐就是不舍得放下手机，她并不是留恋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后面，是她唯一至死不能放下的丈夫和孩子啊。

片中还有一段心酸的画面。

二姐生前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红柿，于是姐夫就给她送来了西红柿，虽然已经没法食用，但是二姐还是想吃上一口，因为她知道，这里面寄托着家人对她浓浓的爱意。

可是此时她已经没法说话了，医生只能猜测二姐想吃什么：这个红字，这不，还是，这个字吗？这是，红，酸奶，来放这儿，西红柿是吗？西红柿怎么吃啊？打成汁啊。看来得打番茄酱，她不是胃溃疡嘛，行行，我跟你说啊，那就得把这个打成汁。然后往里打，行吗？咱得先打汁，行吗？明白了。西红柿，是吧，想吃西红柿，明白了，啊，就得等一等啊。

5月13日时间：11：47二姐在病榻之上，用手机与爱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你穿红内衣，为我保平安

姐夫很快就回复说：好的！我在呢！你一定要坚强！等你！

二姐的最后一条短信，则回复到：我会努力！

5月19日，二姐又从医院转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此时，很多市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士知道二姐的情况后自发的组织起来联系媒体，为她寻找治疗用的血清。《北京娱乐信报》还安排了专门的版面来全程跟踪二姐的治疗过程，并刊登了二姐需要“非典”痊愈者血清的消息。消息发出后，短短一个星期全国就有十几名康复后的非典病愈者捐献了血液，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抗体能够帮助二姐挺过这一难关。

经过媒体的传播，二姐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市，甚至全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