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已过，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万物吐绿，生机盎然。随着万物一起苏醒的，还有城市。

如果没有发生这场疫情，深圳街头人群熙熙攘攘，莲花山公园儿童欢笑嬉戏、放风筝，写字楼里坐满了伏案忙碌的白领，深南大道上车龙水马早晚高峰还会堵车……

所幸，在一线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人们陆续返岗复工，城市开始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不妨看看这几个人的复工故事，其中是否有你的影子。

“不上班，我怎么赚钱养家”

大白的老家在重庆。年前，因为思乡心切，休了两天年假从深圳辗转到广州南搭车回家。

1月21日，正值春运返程高峰。“广州南已是人山人海了，从车站二楼俯瞰候车大厅，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头”，大白说，“但是很少看到有人戴口罩。

“那时候，新闻报道大多是，专家说发生在武汉的肺炎是可防可控的，是有限的人传人，人们的防范意识还比较薄弱。

直到2天后，钟老说新冠肺炎会人传人和武汉宣布封城的消息传出来了，所有人都开始紧张了。

大白当天跑遍了镇上所有的药店，想买点口罩，然而一个也没买到，镇上药店的口罩断货了。

乡里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均是围绕着肺炎发展态势。

往年，这时正值各家置办年货的时节，最是热闹。今年的小镇却格外安静。

各级干部都在挨家挨户登记返乡人员信息，发放宣传资料。

当大白得知，镇上已有居民被确诊隔离后，防控进一步升级。高速路口、村干道路全部封闭，春运巴士停运，农贸市场关停。

村里的老人们都在议论这个没有欢声笑语，没有走街串户，只有担忧和不安的春节，大家在惴惴不安中过完了这个年。

返深复工的道路也是一波三折。

公司原定于2月1日开工，调整后延期至2月10日。

大白是在回家时就买好了返程票的。听说延迟开工后，便退了车票。谁知，“后来就再买不到10号前的高铁票了”。

于是，大白决定搭乘飞机去深圳。

家里人听说大白要走，都赶来劝说大白推迟出发。可是他心里急，“我怕请不到假。”

“不上班，没有工资，生活压力大”，大白说出了心声，“我怎么赚钱养家?”

大白毅然踏上了返深之路。

出发后，由于到处封路，大白只能抄小道走;条条大道都设有关卡，大白只能委托发小分段接送自己出城。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到一个关卡，执勤人员都会语重心长地说：“请您想好再出发，再回来将被隔离14天!”

大白想好了。

通过多个朋友的接力，大白终于达到重庆机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冷清的重庆机场，整个出发大厅，不到二十个人。”

候机时，大白准备打个电话给老妈报平安。

打开摄像头，看见老妈时不时背着镜头抹眼泪，大白的眼眶也酸了，“出门这么多年，从没有觉得步履这么沉重，心里五味杂陈。”

当晚11点左右，大白到了深圳。

小区已经封闭，要向房东登记报备才能入住。大白一直忙到了凌晨2点，才躺上了床。

后来，大白一直按照规定，在家自我隔离。

“可能是在返深路上吹了冷风，一到深圳就干咳，伴有鼻塞等症状”，大白慌了，“非常时期，神经也变得敏感多疑，有时还做噩梦。”

最终，医院问诊。万幸，经过排查，他只是受了风寒，医生开了药，让他在家休养观察。

等隔离期结束，感冒好了，大白终于能到公司报到了。

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线下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在暂时不用考虑线下活动。“目前正在为后续工作储备更多活动资源”，大白说。

“我连做梦都在找口罩货源”

阿芳是从疫情新增确诊人数一天增加到两千以上的时候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的。

她春节也回家了，后搭顺风车返回深圳。

“以往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关口测温管制，时间延长到3个小时了。”

公司的复工时间原定于2月1日，这个日子一再延迟。

政府部门也呼吁大家尽量少出门。

“其实我挺享受宅在家里的，”阿芳表示宅影响不了她，“这段时间，我在X音发现了很多人才，也挖掘出了很多技能。单独放下无名指，姑奶奶我毫无压力。”

阿芳是深圳某地产行业公司的行政主管，最终公司定于2月17日复工。

“复工前，能接触信息的渠道只有网络、小区内部及邻居，整天担惊受怕，”阿芳说，“复工后，忙都忙得要死，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忧国忧民?”

她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接受访问的。

“忙着买口罩，忙着申报复工，忙年报，忙工作安排，忙招聘······”阿芳的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

1月28日，其他员工还在休假时，阿芳接到老板通知，想要给复工员工买一批口罩。

之后，她开始了漫漫的求口罩之路。

“亲们，谁能提供真实有效的口罩购买渠道吗?”，每天都能看到她在群里发布类似的信息。

大家也乐于分享，然而真实有效的寥寥无几。

“返工潮”爆发后，口罩的价格水涨船高，购买难度也越来越大。

“公司的需求是个口罩，但是为了省钱，前后拼单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3次拼单买了上万个，剩下都是几十个的。”

“我经常对接很多人，一直在和供应商沟通，他们都自称是很靠谱的货源，但是最后都以没货退款收场。”

光是购买口罩的经历就已经让阿芳很是抓狂。

“那段时间，我甚至连做梦，都在找口罩货源。”

最后，为了复工准备，阿芳不得不采购了几百个5元/个的口罩。

“这些天价口罩也仅能维持同事2周工作日的需求。”

“除了口罩，还有酒精、消毒水，又是一顿抢购。”

复工后，除了常规的行政工作，疫情期间阿芳还要负责防疫工作，如，在公司划分隔离区域，每日监测同事健康状况，提交监测报告······

公司在疫情中也受到了影响，阿芳还要紧跟最新的“撑企”政策，填报各种资料。

“我的复工经历，字都不够说的”，阿芳说道。

不过，“虽然没有复工，但很多同事都在工作啊”，她说，“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做了我的事情而已”。

“返深复工一趟几乎掏空了我的荷包”

玲玲是湖南郴州人。1月21日，她从深圳返回老家。

“当我在深圳买不到口罩的时候，我发觉事情有点严重了”，玲玲说。

不过，“还好我已经到家了，在家没有口罩也没关系。”

事情的矛盾点发生在玲玲返深前一晚。

玲玲计划于2月9日返回深圳。

2月8日晚，玲玲的爸妈一个劲地劝她，不要回深圳。

“我爸妈吵了一辈子，唯独对这件事意见一致，”玲玲说，“第一次觉得返深的步伐变得很重，仿佛压着千斤重担，背着生命的重托。”

返深的路途也不平坦。

玲玲原本打算搭乘姐夫的车回深，谁知姐夫的公司临时延迟了复工时间，且并未将此事告知玲玲。

“姐夫想当然地以为我也和他一样，临时延迟复工。”

后来，姐夫只得帮玲玲找了一辆从家里出发去往东莞的私家车。

到东莞后，考虑到疫情的严峻形势，玲玲决定打一辆滴滴回深。

“现在只记得一路上填了很多表，量了很多次体温。”

“这次返深，花了我将近大洋”，玲玲痛心疾首地捂住荷包，“以往只要多就够了。”

在玲玲抵深的当晚，公司发布了延迟复工的消息。

“当时就觉得，一口老血梗在喉头。”玲玲十分后悔，“从没想到返深一趟几乎掏空了我的荷包，本来可以搭免费车的。”

一周后，公司开工，玲玲正式返岗。

被“关”了这么久，终于复工，玲玲内心还是有点小开心的，“似乎终于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可以去深圳的街头走一走了”。

“复工后很忙，公司在开发新的产品，很多东西都需要学习。”

最大的改变就是生活上多加了一道程序，“每天都要戴口罩消毒”。

“还有一点让我很难受，”玲玲补充，“现在每天都要带饭，下班后回家还要做饭，很累，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疫情过去后，我想回家看看爷爷，春节回家都没去看他。”

“终于可以上班了，不用闷在家了”

阿炯是广东汕尾人，1月20号返回老家。

“那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疫情正在扩散了。”

这个春节，不能见朋友，不能走亲戚，“乖乖待在家里一个月，都快发霉了”，阿炯和我抱怨。

不过，阿炯又说：“我看到一则新闻，因为这次疫情，一个湖北籍的长途司机大哥，既回不去湖北的家，又进不去其它省份。”

“他只能在高速公路上啃面包，熬了一个星期才被发现。”

他想到，有许多的湖北人，因为这次疫情，在外地遭遇了差别对待。“家回不了，酒店进不去，真的只能露宿街头”，阿炯有点沉默了，“和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福了。”

阿炯是某长租公寓的管家，公司规定2月17日复工，他2月9日就已返回深圳，进行自我隔离。

“我是搭高铁回的深圳”，阿炯回忆道。

“高铁上很空，因为入座率控制在50%左右，所以我旁边的座位是没人的。”

“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

“地铁也要测温之后才能进站，站内人很少，大家都自觉保持一定的距离。”

复工后，阿炯有种小学生结束了放寒假的心情，“终于不用闷在家里了，终于可以工作了。”

不过，目前阿炯的工作不怎么忙，主要是联系湖北籍客户，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休息时间，也会和同事之间隔着一定距离聊聊天，聚在一起吐槽这个年在家过得有多无聊，讨论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猜测公司后续的发展方向。

阿炯的工作比较自由，不用固定到公司报到，所以一般都是买点菜，自己做饭。

“犯懒的时候直接去商场买点熟食，回来稍微处理下就行了。”

“听说要复工，又害怕又紧张”

思思是湖南株洲人。

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她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随口就跟我吐槽：“每天出门都要戴口罩，我的皮肤都变差了。”

“本来还想复工之后每天都化个妆，后来反应过来要戴口罩还化个鬼，起来刷完牙换好衣服涂点水乳就出门”，她迟疑了下，“最多画两道眉”。

她1月22日从深圳北回家，2月5日搭乘高铁返深。

“本来是4号复工，因为疫情推迟到了10号。”

“听说要复工了，真的是又高兴又害怕。”

“不想一直在家里躺着，终于可以出门工作了。”

“但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事情，很害怕自己被感染了。”

返深后上班的日子，公交车一直在调整线路、时间，对思思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原来我去公司，搭10分钟公交就到了，现在是搭车10分钟，等车半小时”。

复工之后，思思觉得工作压力有点大。

思思所在的部门属于市场部，疫情防控期间，无法在线下与客户会面，所有的沟通压力都堆到了线上。

“新媒体部门每天都要出推文、获取数据、拉客户。”

“工作很忙，累得要死。”

“我觉得我一个人扛下了整个部门的的工作。”她学起了领导说话的样子，“这个文件你填一下，那个文件你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动态你跟一下······”

想象很丰满，现实有点骨感。

思思觉得，她现在的状态和复工第一天的状态完全是两码事。

“复工第一天——好激动，我好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现在——怎么还不下班?怎么还不到周末?”

我问她复工以来，有没有令她印象深刻的事。

“复工第一天，忘了公司电脑的开机密码算不算?”

“我们公司来了个新同事，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长啥样。”

同事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有了变化。

“人禁我一尺，我禁人一丈，禁止的禁，哈哈哈”，思思在电话那端笑得很爽朗。

“大家都很勤快地从家里带饭，只是苦了公司的微波炉。”

后来，我们聊起了疫情。

武汉封城的那一天，思思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当一座城市，突然与外界隔绝，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

“我看到一个故事，一位武汉老人，近期开通了微博，发的第一条博文是’你好’”。可是后来，这条微博没有等到“再见”。

这位老人的一家人，包括他自己、老伴儿、女儿、外孙女都是疑似感染者。

“武汉其实有很多疑似感染人员，但是核酸检测药剂一直不够，耽误了治疗。”

老人开通微博的最初目的是想求助。他希望有人能救救他的孙女。

老人说，他和老伴儿已经七十多了，无所谓了，但他孙女还小。

2月28日，这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了。

“我一直不敢细看这件事，细节和后续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每次想起来这个故事，都让我有一种无力感”，思思叹了口气，“在灾难面前，我们的力量真的太小了。”

“刚刚有句话让我特别触动，等下发给你。”

挂掉电话一会儿后，我收到了她发来的那句话——

以后再也不抱怨堵车了，

因为那才是繁华大道;

以后再也不嫌人山人海了，

因为那才是国泰民安。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